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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I 可以回答問題,我們還需要學習什麼?

當 AI 能帶我們進入任何領域的深處,我們還需要學什麼?也許最重要的,是把這些深度連起來、去探索世界的能力。

Wei-Ping Chan
Wei-Ping Chan
September 30, 2026 · 1 min read
水彩長卷:文藝復興時期的博物學家描繪植物與機械、各學科拼貼而成的圖塊,以及一群人圍著發光的地球儀一起探索

今年九月,矽谷創投 a16z 宣布孵化一所新的學校:The Horowitz Andreessen Academy。

它沒有打算複製一所傳統大學。

第一屆學生不會取得大學學位或學分。招生雖然仍會參考成績與測驗資料,但真正被高度重視的是 proof of work:你曾經做過什麼?可能是一個軟體、一項研究、一個社群、一場活動、一件作品,甚至是一個自己一路追下去的問題。

學生最後帶走的,也不只是一張證明,而是一份能呈現自己真正做過什麼、理解了什麼、創造了什麼的 portfolio。

這背後其實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當 AI 已經可以幫助我們快速取得、整理,甚至運用大量知識時,教育還應該把多少時間花在「知道更多」?

Horowitz Andreessen Academy 的答案很直接:讓學生去做。

學生大部分時間投入自己的 projects,定期展示進度、接受回饋,再決定下一步。他們可以創業、做機器人、進行獨立研究,也可以寫書、創作藝術、學習新的領域,或深入追一個還沒有答案的問題。AI 並沒有被排除在學習之外,而是被視為加速探索與實作的工具。

但這裡還有一個更深的問題。

人類的知識,本來並不是今天這樣被切割的。

從達文西到早期博物學家,研究自然、工程、藝術、人體、地理與哲學,往往不是彼此分開的工作。同一個人可以畫植物、解剖人體、設計機械,也可以觀察水流、鳥類與岩石。

隨著知識快速累積,我們開始分科。

分科帶來巨大的進步。物理、生物、化學、工程、醫學,再一路細分成愈來愈專門的領域。每一個學科都能向下鑽得更深,建立自己的語言、方法、資料與專業體系。

這也是現代科學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代價是,我們逐漸失去了橫向移動的能力。

今天一個人可能對某個蛋白質、某種演算法或某一類生態系統理解得非常深,卻很難看見隔壁領域早已存在的概念與方法。

而 AI 出現之後,這件事變得更加有趣。

今天的大型 AI 模型,學習的正是人類過去幾百年累積下來的知識。這些知識本身,就是在高度分科、高度專業化的體系中產生的。

因此,AI 可以快速帶我們進入許多領域的深處。

它可以解釋材料科學,可以寫程式,可以整理生態學文獻,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數學或工程。但真正困難的事情,可能逐漸不再只是「如何深入一個領域」,而是:

我們應該把哪些深度連在一起?

這也是 SOS 對教育最感興趣的地方。

我們並不是想回到一個人什麼都懂的年代,也不是反對專業化。

相反地,正因為今天有 AI,我們第一次有機會同時擁有兩件事情:

專業知識的深度,以及博物學家的廣度。

AI 可以協助我們快速進入不同知識體系,而人的工作,可以更集中在觀察、提問、比較、連結與判斷。

理解一座森林,可能需要生態學、感測器、影像、歷史與地方經驗;從一個生物的特殊構造得到工程靈感,可能需要自然史研究者、材料科學家與設計師一起工作。

問題不再只是:「我屬於哪一個學科?」

而可能是:

「我現在看見的這件事,和哪些我還不知道的知識有關?」

這也是 SOS 在教育、Nature Salon 與研究計畫中持續實驗的方向。

不是先把學生放進一個固定學科,再告訴他應該完成哪些題目,而是從觀察、好奇與真實世界的問題出發,在不同領域之間移動,和不同背景的人合作,最後把理解轉化成一項研究、一件作品、一組資料、一個工具,或某種真正存在於世界上的貢獻。

某種程度上,我們想重新找回博物學家的思維。

但這次,我們不必放棄現代科學幾百年累積下來的深度。

我們可以讓 AI 幫助我們進入這些深度,再由人重新把它們連起來。

Horowitz Andreessen Academy 把這種教育方式導向創業與科技產業;SOS 想把它延伸到自然、科學與更廣泛的知識探索。

兩者的目的並不相同。

但它們都指向同一個正在浮現的問題:

當機器愈來愈擅長掌握人類已經知道的知識,我們要如何教育下一代,去發現那些還沒有被連起來、甚至還沒有人問過的問題?

也許 AI 時代教育真正需要重新培養的,不只是學習能力。

而是探索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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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Ping Chan
Written by
Wei-Ping Chan
Research Director, SOS Research Unit

Wei-Ping Chan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r and a Research Director of the SOS Foundation. His work moves between high-throughput imaging, physics-informed ecological modeling, and causal inference, with a long-running fascination for Lepidoptera and climate–biodiversity systems. He earned his Ph.D. in Organismic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at Harvard University. He writes here about turning messy natural observations into structured, computable knowledge — and why that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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